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议题。基于我国国情和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困境，结合部分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开展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典型做法和实践经验，对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多元化的路径参考。

       科学认识、精准把握系统规划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路线图

     一是中央进一步加大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指导力度和推进力度，并统筹相关部门从战略层面制定合理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规划和布局，为未来3—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工作指明方向和提供遵循。

       二是中央部委协同相关专业研究机构加快研制新时代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一般性框架，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愿景目标、价值创造、具体目标、发展阶段、核心要素、实践面向、支持保障等内容进行科学架构，形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组织—社会”一般性框架。

      三是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进一步加强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宣传教育，增强宣传教育的前瞻性、主动性、创新性，拓宽宣传教育渠道途径，创新活动形式，注重实际成效，分区域、分领域、分批次推进，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提高政策精神知晓率，着力打通政策落实落地的“最后一百米”，进而最大程度地提高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共识度、认同感和凝聚力。由此，这将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加快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

       优化管理、更新算法合理把控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成本

       一是各级各类职业学校进一步优化管理方式和缩减管理层级，抽选专业人员组成专班，对学校数字化转型成本的预算、编制和控制进行严格把控，并形成切实可行的制度方案。

       二是地方政府和职业院校加强联系和沟通，对市场中相关设备和技术软件的供需情况做到全面掌握和及时更新，对“物美价廉”的设备和技术软件进行重点跟进，竭力做到“优中选优”。

       三是各级各类学校进一步优化成本核算方式方法，在实际成本分配过程中，可对成本归集分配过程进行细节化、阶段化和分域化，精准识别转化过程中造成的资源浪费、重复投入、成本虚高等问题，并对不同的教育成本对象进行合理分摊和精细管理。

       四是地方政府应在广泛调研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组建专业团队对当前政府采购招投标流程、方式等进行修改和调整，进一步简化招投标报批手续流程、压缩招投标运转周期，切实提高招投标工作的便捷性、实效性及中标标的的性价比，进而有效控制学校在招投标过程中产生的间接成本。

       立足实际、分段实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升阶

       按照某种标准，我们可以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大致分为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和数字化转型三个持续提升的阶段。第一阶段注重学校物理层面向数字信息的转化，主要对应硬件设施建设和软件平台搭建等。第二阶段聚焦数字信息的管理和技术的应用，主要对应数字技术支撑下的数字化公共平台和服务网络的建设。第三阶段瞄准数字化公共平台和服务网络的有效运行模式，主要对应数字化背景下集中学校自身特色和优势资源的多种发展模式。由此看来，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和专业机构协同推进，此时政府不仅是决策者和管理者，更应该是统筹者、联络者和服务者。

       一是政府进一步协调学校、企业和专业机构的多维合作关系，为职业学校数字化转型提供机遇、创造条件和汇聚资源，为促成多方深度合作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学校主动加强与企业、兄弟院校、专业机构的沟通与联系，经过实地查看和反复比较，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和特色，形成本校数字化转型规划方案及重点任务分解表，并对相关场所规格、设备型号、技术软件升级端口等作出具体要求。学校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接续推进，刚开始时不可贪大求快，但要为后来发展和升级预留空间。

       三是率先数字化转型的职业院校在开发更多教育资源和提供更优服务供给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和宣传的作用，为周边兄弟院校开展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借鉴和路径参考，先行院校要全力帮助后进院校，组团补齐补长数字化转型短板。

        多方协同、数字赋能加快构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情境

       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者和推动者，是实施职业教育数字化育人的主阵地和实践场。但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系统性来看，其不应该局限在院校一方，而是需要政府、学校、企业、专业机构和跨界融媒组织等多方力量深度协同，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共同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加快构建人本性、交互式、个性化的数字化育人情境。

         一是基于数字教育资源再生成、互动和共享等属性特征，把学习资源发布到数字共享平台，以数字教育资源固有属性和本质特征推动教师教学方法的变革。

        二是依托数字技术，进一步打破时间和空间对职业院校育人场所的限制，创新职业院校育人手段和形式，加快搭建“第三个虚拟学习场所”，使得学生能够独立于时间和空间，在该虚拟学习场所或虚拟社交网络中实现同步学习、交互学习和适性成长，学生的学习方法较之前也有了颠覆性转变。

        三是研发并应用以生产岗位能力为导向的数字化系统平台，将传统的学徒制模式和学校教学模式变革为数字化生产岗位能力发展平台，企业技能大师通过该平台能够更好引导和帮助学徒或学生习得生产岗位的知识和技能。四是创设专业反思型数字化个人学习系统。学生通过该系统可时时处处学习并将相关内容与他人进行共享和交流，不断进行总结和反思。

        总之，在数字技术的引领和支撑下，职业院校教师教学方法、学生学习方法、数字化共享平台等必将得到极大革新。由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情境势必会更加优化。

      能力分层、系统培训稳步提高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师资能力

       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要高度重视并持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素养和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标准，我们可以将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评定的依据分别是三种能力：一是在线与混合式教学能力，二是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教育管理能力，三是数字化技术及转型发展行业前沿的知识和能力。这为处于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的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能力提升搭建了基本框架并指明了不同层级的发展方向。

        在此，我们必须要加以明确或澄清的是，这些层级是动态发展的，层级之间的划分界限也是相对的，学校会处于一个阶段运行或多个阶段并行的状态。在这种语境下，首先，政府和职业院校应对师资队伍进行系统性、全员性、定期性培训，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素养和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

其次，政府、学校和教育科研机构应科学研制教师素质胜任力标准或指标，并将数字胜任力纳入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评价体系之中，充分发挥评价杠杆的导向、激励和诊断等重要作用。

       再次，面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需求，加快教师组织和管理制度的颠覆性变革。在数字技术的有效支撑下，教师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具有时空独立性和共享分布性。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方法、学校的管理方法等都将因适应新变化而进行系统性转变甚至是重新设计，需要我们最大程度地从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上消解因数字技术给教师发展带来的异化趋势。

正视风险、有效应对防范化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危机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存在较大风险和危机的，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教育领域中“人”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数字技术所挤占，“人”逐渐成为数字技术操控下的一个物化存在的“符号”。二是在大数据、云计算的挟裹之下，人的隐私将更加暴露在数字技术视窗，人的隐私安全、数据安全等将面临极大挑战。三是教育中的人文意蕴、情感教育、生活教育甚至生命教育等逐渐弱化，被“虚拟教育场所”所取代。四是对学习者而言，在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共享平台的包围下，主体意识日渐薄弱，独立思考意识渐趋式微，人格精神趋同性严重，成为数字技术批量生产的“数字化乌合之众”。

        因此，我们在有序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应正视其带来的风险和危机。正确认识、把握和防范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和危机，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教育发展、学校办学、数字化转型等客观规律，加强数字化转型制度建设和风险预警及处置机制建设，提高风险化解能力，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数字化转型风险，并防止在化解该风险时在其他领域引发的次生风险。